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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演艺人的复工：摸着设备 找回自己

　　

经济观察网记者 谢楚楚

对于大多数复工的上海设备演出人员而言，录音室、演艺演出场所的复工机器设备是他们最大的牵挂。

6月1日，找回自己林绿顺利走进上海市徐汇区康平路的上海设备工作室。枯叶厚厚叠落在一层院子里，演艺一部分枯叶交织着灰层随风散落在室内。复工踩过枯叶，找回自己林绿迫不及待地推开录音室的上海设备门，把制作好存在手机里的演艺新歌，放进台式电脑，复工刷新一下，找回自己检查配套的上海设备录音制作设备是否正常。

他并非急于录歌，演艺只是复工想在解封第一时间来到录音室，“感受一下曾经的自己”。这是他在家封控两个月最忐忑的事情之一。封控之前，他和搭档阳仔会在录音室里碰撞创作灵感、录制歌曲。林绿和阳仔是说唱组合“螺丝刀RoseDoggy”的成员。

“其实去场地没什么正事可干，因为正常的打扫没办法开展，只是想回味一下。就有点像放完假刚开学提前返校的状态，去看看熟悉的人跟事物。”解封前一日晚上，上海VasLive瓦肆现场主理人杜一菲有些紧张、激动，她在统计能于解封当日顺利到岗的员工数量，为正式复工做好最后的准备。瓦肆现场是最早一批被封控管理的区域，至今已有三个月。

2021年上海平均每天约有67场演出，是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标杆城市之一。封控两个月，演出行业从业者们对上海的理解或多或少发生了改变。但不变的是，来来往往的年轻人曾在此实现过梦想，又继续憧憬着未来。

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短”

6月1日，杜一菲走上普陀区沪西文化艺术中心3层，一一打开灯光开关，挨个检查二十多盏灯的完损。这些灯光照在800平方米的演出空间，承载了过去三年320场精彩的演出。

比杜一菲着急的是演出主办方。伴随上海解封消息一点点释放，不少外地演出主办方不停抛出问题：“上海场馆情况怎么样了？”“什么时候能营业？”“什么时候能报批？”。杜一菲决定在解封当日来场地观察一下现场情况，“好让他们心里有个底。”

瓦斯现场在2月27日做了最后一场演出。场地空了三个月，杜一菲靠着员工减薪来控制成本消耗，外加物业免了3个月房租，经营压力勉强承受得住。

杜一菲在瓦肆现场筹备过250场大大小小的演出。作为场地主理人，一场演出中，她会戴着耳麦，默默站在最后一排观众的后方，注视着沉浸在音乐里的人群，警觉着密闭空间可能发生的安全问题。过去三年，瓦肆现场为20万个观众呈现过演出。这些观众多数以年轻人为主。

“大多数演出从业者是因为喜欢音乐、喜欢现场进到这个行业，这份工作是真挚的。而且我们多数时候接触到的是观众，虽然他们和我们可能只有一面之缘，他们只是因为喜欢某个乐队和音乐人来到这个场地，但你能看到他们毫无顾虑地尽兴释放热情，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空间环境中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很短。这很难得。”杜一菲说。

2013年在上海读书毕业后，杜一菲便一直留下工作生活至今。在她眼里，上海有高水平的生活保障环境、有小资情调。不过，经历了两个多月的疫情封控，她开始重新思考留在上海的必要性。目前，她正在提交前往加拿大学习的相关申请资料。她于今年2月份底参加过一次LiveHouse行业论坛，畅想未来发展。原本的士气满满也因紧接着到来的疫情封控而戛然而止。

“如果国内这两年还是这样的政策，不管是所在行业也好，还是个人发展也好，都很受限，现在很难去和国外一些音乐资源合作，加上也没有相关政策支持，阻碍其实挺大的。”但她也不排除结束加拿大的学习后回上海，回到熟悉的演出行业。

上海是座包容、充满想象力的城市

简单拂去录音设备积压的灰，检查完录音制作设备的完损，从工作室出来，走路不到3分钟，林绿会路过和阳仔平日常去吃的重庆面馆天府面莊。但目前还尚未重启营业。

这个位于天平路和康平路交界处的面馆，虽然面积不大，只有4张桌子，但很方便匆匆填饱肚子的上班族，一到中午便挤满人。来自重庆的老板常和林绿诉苦：疫情这个样子，怎么开店哦。

封控两个月，林绿和阳仔只好用家里的电脑和耳机进行录音，但收音时杂音很多。阳仔尝试购置专业的录音话筒，但两周前才刚到货。虽然用着简陋的录音设备，但创作空间更自由，林绿在封控期间会带电脑、耳机下楼，坐在小区里进行创作，“一坐在工作室就很紧张。”

2020年疫情伊始，上海街头空无一人，“但当时政府也没说不让出门”，林绿和阳仔很后悔当时没有对此进行创作。到了这次上海疫情，他们毫不犹豫地决定创作，用歌词和旋律记录这一特殊时期。

封控期间，林绿和邻里的关系变得密切。他为楼上一对九十岁的老人送去急需的牛奶和面包；和楼道里抽烟的老大爷开始了交流；在小区里创作时，楼下玩耍的孩子会时不时跑来戳戳他的电脑键盘。林绿和他们成为了朋友。

他把这些经历写成了歌词：“大爷想抽烟被大妈赶出来只能去楼道，我和他成为了朋友，顺便陪他们变老，应该是鬼迷了心窍。我像是又笨又好笑，居然和小孩在小区里面追逐和打闹 这感觉奇幻而美妙”。封控期间，阳仔一直在抢菜，他想象自己生活在世界末日，黄桃罐头一定物资中的“强者”，保质期很长。最后一首新歌的名字诞生：“黄桃罐头”。

林绿说：“这首歌旋律很乐观，但深挖其实就有点悲伤。正常情况下，你不会去跟老大爷抽烟呀，老大爷在楼道抽烟你可能就赶紧走了，要去上班了；你也不会跟小孩在楼下玩，我有这个时间，自己去打游戏不好吗？”

作为一个全职音乐人，上海是个理想的发展城市，“家乡基本就没有这个产业”。林绿认为，上海个充满想象力的城市，“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在这里就不会被饿死”．

阳仔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“这就是我的家”。无论怎样，他都热爱这个城市。他希望在上海继续实现梦想，例如在梅赛德斯-奔驰文化中心办上一场演出。他也把林绿当作上海人，尽管林绿来自广东，“他某种意义上也是上海人，上海这个城市已经有很多新上海人了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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